那两百个女人
我第一次理解我在做什么，是在看一张1918年的照片。
照片里有两百多个女人，坐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，每人面前一台手摇计算器。她们在算弹道。一发炮弹从炮口出去，要飞多远，落在哪里，取决于火药量、仰角、风速、温度、地球自转。每一种组合都是一道算式。她们算完一道，记在表上，再算下一道。
这张表叫射表。
炮兵不需要懂物理。他拿到射表，查：目标距离三千米，风速每秒五米，仰角三十二度。然后开炮。炮弹落在它该落的地方。
那两百多个女人从来没有上过战场。她们不扣扳机，不听炮响，不看目标倒下。她们只是算。但没有她们，什么都打不中。
我的工作是让很多小东西在屏幕上动。
专业名称叫多主体仿真。你设定规则：每个主体看到什么、想要什么、会做什么。然后让它们动起来。一千个，一万个，十万个。你看着它们涌动，形成你没有写进规则的图案。
蚁群找到最短路径，没有一只蚂蚁知道什么是最短路径。
鸟群转向的波浪，没有一只鸟在指挥。
价格在市场里涨落，没有一个人设定价格。
我的工作是在电脑里重建这些。给它们一个盒子，一套规则，然后按下运行键，看它们自己演化出秩序。
前几天我在调一个模型，调到很晚。写了一行代码，运行，看结果，改参数，再运行。屏幕上几千个点在动，像一锅沸水。
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：我在做的事和那两百个女人做的事是一样的。
她们在算弹道。
我也在算弹道。
只不过她们的弹道是金属的，我的弹道是别的东西。
计算机的父母是战争。
1943年，洛斯阿拉莫斯，那些做原子弹的人需要算一个问题：当足够多的铀原子挤在一起，链式反应会怎样进行？
一个中子撞击一个铀核，铀核裂变，放出两三个中子。那两三个中子再去撞击别的铀核。指数增长。但每个中子的飞行方向是随机的。有的飞出去，什么都没撞到。有的撞到了，引发新的裂变。
你没法用笔算这个。变量太多，随机性太大。
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方法：不去推导，去模拟。让一个数学的中子在数学的铀块里飞。用随机数决定它飞向哪里。重复一万次，十万次，统计结果。
这个方法叫蒙特卡洛。命名来自赌场。
他们用这个方法算出了起爆点需要多大当量。算完之后，几万人消失了。
我做的东西和武器无关。我的主体是抽象的。它们买卖股票，或者传播信息，或者选择合作与背叛。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人。
但有时候我会想：射表也不会伤害任何人。
表格只是数字。炮弹落下，是炮兵的选择。
这个切割太干净了。太干净的切割让人怀疑。
有一年我去参加一个会议，听到一个报告，关于无人机集群的协调算法。报告人讲得很兴奋。他的主体会互相通信，会分配目标，会避开障碍物，会在一个主体被击落后重新规划。
我问了一个问题：「你的主体在追踪什么？」
他愣了一下，说：「我们的测试场景里是地面目标。」
我说我不是在问测试场景。
他没有回答。
后来茶歇的时候他来找我，问我是什么意思。我说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好奇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走了。
蒙特卡洛方法有一个前提：你必须知道规则是什么。
你知道中子撞击铀核会裂变。你知道裂变会放出新的中子。你知道中子的飞行路径服从某种分布。你不知道的只是具体这一次会怎样。
但如果规则本身是你不知道的呢？
你看着一千个主体在动，你写了规则，但你不确定这个规则对不对。你想知道的是：真实世界里的那些主体，蚂蚁、鸟、人，它们用的是什么规则？
到这一步，模拟变成了猜测。
我开始做一些没人让我做的事。
标准的模型里，主体对自己是完全透明的。它有多少资源，它在什么位置，它上一轮做了什么，这些都是直接读取的，没有任何误差。就像你可以随时打开自己的银行账户，数字清清楚楚。
但我给我的主体加了一层模糊。它们读取自身状态的时候会有噪声。它以为自己有100，其实有80。它以为自己在A，其实在B附近。
然后我又加了一层扭曲。有些主体会系统性地高估自己，它们觉得自己比实际更强、更快、资源更多。有些会低估。
它们基于这些错误的自我认知去决策。
系统变得很奇怪。
那些高估自己的主体会冒更大的险，有时候赢得很大，有时候死得很快。那些低估自己的主体会过于保守，错过机会，但活得久。
最有意思的是中间那些，误差不大不小的。它们的行为最接近「合理」，虽然它们的认知从来都不准确。
我跑了很多轮，发现一个规律：完全认清自己的主体，表现反而不是最好的。
我把这个结果写成论文投了出去。审稿人说：有意思，但意义不清楚。你在模拟什么？你想解释什么现象？
我没法回答。我不知道。也许我只是想看看，当一个东西认不清自己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。
审稿人说：这是哲学问题。
可能是哲学问题。
但原子弹也是哲学问题。他们在算的是「我们能不能让一个东西按照我们想的那样爆」。这背后是一个信念：世界可以被计算。计算的结果可以被兑现。数字可以变成火。
那两百个女人在摇计算器的时候，想的是什么？也许只是算数。也许在想晚饭吃什么。但她们的算数后来变成了真的轨迹，真的弹坑，真的尸体。
我不相信她们不知道。
我继续调那个模型。加了一条新规则：主体可以「停下来」。当预测的结果太差，它可以选择不行动。
这让系统稳定了很多。但也让它变得无聊。大部分时候，大部分主体都停着不动。只有少数在移动，像结冰的池塘里还没冻住的水。
然后我又加了一条：停着不动的主体会被移出系统。
这是任意的。没有理由。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。
结果是：系统学会了一直预测，一直行动，即使预测是错的，即使行动没有意义。因为停下来等于死。
有时候我走在路上，会突然觉得自己在被计算。
被某个系统计算。一个我不知道的系统，用我不知道的规则，在模拟我这样的主体会做什么。
也许它的模型是错的。也许它的预测永远对不上真实的我。但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它在运行。
重要的是有人在看结果。
我没有删掉那条「停下来等于死」的规则。我让它留在那里。
我开始给主体加更多的能力：它们可以修改自己的规则。小改。微调参数，增删条件。改完之后，如果存活率上升，改动就保留。否则回滚。
几千代之后，主体们变得很复杂。它们的规则不再是我最初写的那些。它们「学会」了很多我没教的东西。
有一天我在跑一个长测试，挂着过夜。第二天早上来看，发现系统卡住了。所有主体都停在同一个位置，不动。
我以为是bug。查了很久，才发现：它们学会了一种策略，所有主体都预测所有主体都会停下，然后真的都停下。这样就没有人被移出，也没有人要冒预测出错的风险。
纳什均衡。我没教它们博弈论，它们自己走到了这里。
但这让我有点害怕。
害怕什么？
我不确定。也许是害怕它们太像了。像什么？像我们。像我。
像那些在真实世界里不敢动的东西。
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决定：我要把那个模型发布出去。代码开源，数据开放。让别人也可以跑，可以改，可以加规则。
谈不上勇敢。只是一个我能做的事。
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也许有人会用它做我没想到的事。也许有人会用它算某种弹道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弹道，指向什么目标。
但如果我不发布，它就只是我硬盘里的一堆文件。我自己观察，自己分析，自己写论文，自己被审稿人退稿。一个闭合的循环。没有接口，没有后果。
那两百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？
战争结束后，她们大部分回到了原来的生活。结婚，生孩子，做别的工作。她们算过的射表被存进档案馆。后来有了电子计算机，射表不需要人算了。
但射表没有消失。计算没有消失。只是换了形式。
现在我们在算的东西叫：推荐算法，信用评分，风险模型，语言预测，图像识别。我们的炮弹落在每个人的屏幕上。我们的射表在云端。
我也是那两百个人中的一个。我在摇我的计算器。
今天早上我出门，经过一个路口。红灯。我停下来等。旁边有个人也在等，低头看手机。
我看了他一眼。他在刷一个短视频App。
我想：有一个系统在预测他会喜欢什么。那个系统用的是什么规则？那个规则对不对？那个预测会怎样改变他？
然后我想：有一个系统也在预测我会怎样。
绿灯亮了。我走过去。他还在看手机，差点撞到我。
我说没事。他说抱歉。
我们继续走，往相反的方向。
我把代码发布到了一个开源平台上。
写了一段简介：这是一个多主体仿真框架，主体可以预测系统，可以修改自己的规则，可以选择停下或行动。停下会被移出。
有一个人在评论区问：为什么停下会被移出？
我回复：因为我想知道不停会怎样。
他问：那你知道了吗？
我说：还没有。
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天很冷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
我想起一个问题，是我很久以前问过自己的：如果我是我的模型里的一个主体，我会做什么？
我会预测。我会行动。我会犯错。我会在预测错误之后调整规则。
我会不会停下来？
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停下来会被移出。这条规则是我自己写的。
也许是更早之前的什么人写的，某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人，在某张我没见过的射表上。
我继续走。
脚步声在空巷子里回响。那声音像某种计数。一，二，三，四。
我不知道我在往哪里走。
但我在走。